安德里斯-尼尔森斯音乐旅程 将迎来波士顿时代

拉脱维亚是个饱经现代列强摧残的小国家,当然安德里斯-尼尔森斯并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苏联解体那年他13岁,带着音乐理想,尼尔森斯决定逃离民族种族的隔阂,重新审视这个世界。

“拉脱维亚的意识形态始终占据着我们的思想,从来没有独立,只有以一种精神的方式——艺术,特别是音乐,你才能将你自己解放出来,并日渐强大。”尼尔森斯说,“音乐对我来说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精英化的、装饰性的事物。”

在尼尔森斯自己的描述里,他曾是一个害羞而内省的小男孩。在他5岁那年,他已经懂得以一种成熟的眼光审视这个世界,当时别人送他毛绒玩具,让他觉得非常不协调。在童年的许多夜晚,尼尔森斯能够安静地坐上几个小时,听他的父母和父母的朋友们探讨音乐和哲学,直到深夜。

尼尔森斯从小学习钢琴和声乐,之后便加入了母亲掌管的合唱团,在乐团中担任小号演奏的职位。最初,他一上台演出就紧张,但他又时时怀揣着拿起指挥棒的梦想。而当他意识到过去的许多指挥大师是如何通过“独裁”的风格展开自己的音乐道路后,他认为自己的性格完全不可能胜任指挥这一工作。“哦,这不适合我,我没办法做这个职业。”

后来有一天,尼尔森斯看到卡洛斯·克莱伯和马里斯-杨颂斯两位指挥家的纪录片,两种全然不同的指挥流派让他意识到,对音乐的理解才是一个指挥家真正的灵魂。他回忆道,“在音符背后,真正音乐的产生是源于对音乐的意义的寻找,那是一个充满幻想的世界。”

中学时期,在学校交响乐团里,尼尔森斯依然吹着小号,但他心里已经有了方向。当某一天乐团排练完贝多芬的交响乐时,尼尔森斯难以自已地从后排的铜管声部站起来,走到了乐团前面。他说他根本无法解释原因,那一年,他16岁。“好吧,伙计们,”尼尔森斯对他的“乐手们”说,“比起回家,为什么我们不能一直排练下去呢?”然后,他开始指挥。

“那一刻,我为我自己感动了。”尼尔森斯说,“我突然觉得我可以通过挥舞那些拍子来表达最好的音乐我不再害羞和紧张,我完全不在乎他们怎么看我。我只是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百分之百地投入,成为一名音乐家。那是一次可怕的排练,但是当时那种体验让我至今仍想继续。”

当尼尔森斯听说他所憧憬的杨颂斯亲自指挥奥斯陆爱乐乐团访问拉脱维亚的里加,他匆匆赶去,却在音乐会之前听说演出临时有变,原因是奥斯陆爱乐乐团的小号手生病。尼尔森斯迅速冲回住地带上自己的小号跑到乐团经理面前,询问自己是否能够代替。之后,他如愿以偿地坐在乐团里亲身感受了杨颂斯棒下的柏辽兹《幻想交响曲》。

在后台,杨颂斯要求与这个临时顶替的乐手会面,并希望付给他额外的费用,但尼尔森斯只希望杨颂斯能够准予他观看乐团排练。而这,正是他走上大师之路的开端。

在20岁出头时,尼尔森斯还从未离开过拉脱维亚,但已经是拉脱维亚国家歌剧院音乐总监的尼尔森斯很快改变了里加这个“拥有梦幻般原始天才”的乐团。他从24岁起被欧洲各国的乐团陆续聘为客席指挥,在瑞典、芬兰等地不断磨炼手艺,并开始执掌德国的一个地方乐团。

尼尔森斯成功地拓展着他客席指挥的疆土,一步步晋升,越来越多的名团向他抛出绣球——柏林爱乐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速度快得有些令人瞠目。

幼时的尼尔森斯住在简陋的板房中,没有电话和电视,连在学校里学习英语都被看作是一件奢望。当时他以为自己终身都不会遇到一个母语是英语的人,对波士顿交响乐团的认知也只是通过书本和录音。如今,在波士顿的音乐厅里,尼尔森斯对包围着他的人群说,“我仿佛置身于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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